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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96章运河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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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船在夜色中前行。

月光洒在河面上,碎成千万片银鳞。两岸的村庄已经睡去,只有零星几点灯火,像遗落在黑丝绒上的珍珠。沈砚之躺在船舱里,听着船桨划水的声音,一声,又一声,单调而绵长。

伤口还在疼,火烧火燎地疼。程振邦找的郎中手艺不错,子弹取出来了,也上了药,但这几天奔波下来,伤口又裂开了。绷带下湿漉漉的,应该是又出血了。沈砚之咬着牙,没吭声。船老大就在舱外,他不能让人知道伤得这么重。

“客官,喝口热水吧。”船老大掀开帘子,递进来一个粗瓷碗。

沈砚之撑起身子,接过碗。热水烫嘴,但喝下去,胃里暖了一些。

“多谢。”

“客气啥。”船老大在舱口蹲下,掏出旱烟袋,“客官这伤……不轻啊。”

“土匪砍的。”沈砚之重复着那个编好的故事。

“不像。”船老大摇摇头,往烟锅里塞烟丝,“我走南闯北几十年,什么伤没见过。刀砍的,枪打的,都不一样。你这伤……看着像枪伤。”

沈砚之的手顿了顿。

船老大点着烟,深吸一口,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客官别怕,我老刘在这运河上跑了半辈子,什么人都见过。你上船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不是寻常百姓。”

“那您还让我上船?”

“给钱嘛。”老刘笑了,露出黄牙,“三块大洋,够我跑两趟了。再说了,这年头,谁还没点难处?”

沈砚之没说话,慢慢喝着热水。

“客官是要去南边吧?”老刘吐出一口烟,“南边在打仗,你知道吗?”

“知道。”

“知道还去?”老刘看着他,“那边打得凶,北洋军过去了,见人就杀。我前些天从天津回来,看见运伤兵的船,一船一船的,缺胳膊少腿的,看着都瘆人。”

“家里人在那边,得去看看。”沈砚之说。

老刘沉默了一会儿,烟锅里的红光渐渐暗下去:“客官,我多句嘴。你这伤,得养。再这么折腾,命就没了。命没了,啥都是空的。”

“我知道。”沈砚之说,“可有些事,比命重要。”

老刘不说话了。他磕了磕烟锅,起身:“你歇着吧,明天一早到杨村,我靠岸买点吃的。你藏在舱里别出来,杨村有关卡。”

帘子放下,船舱里又只剩下沈砚之一个人。他躺回去,听着水声,看着舱顶的裂缝。裂缝里漏进月光,细细的一线,像把刀,把黑暗切开。

他想起了程振邦。那小子现在在哪儿?应该已经出城了吧?按计划,他要在三天内联络上老王他们,在直隶闹出动静来。老王是保定人,当过土匪,后来被他收编,打起仗来不要命。老李是天津人,码头工人出身,手下有一帮兄弟。小赵年轻,才二十岁,但机灵,会来事儿。

这些人,都是火种。只要火种还在,火就不会灭。

伤口又疼起来,像有人在里面烧火。沈砚之咬着牙,额头冒出冷汗。他想起郎中的话:“你这伤,不能再动了。再动,胳膊就废了。”

废了就废了吧。只要还能开枪,还能走路,还能把情报送出去,废条胳膊算什么。

他闭上眼睛,强迫自己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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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蒙蒙亮时,船到了杨村。

沈砚之被外面的声音吵醒。是人声,吆喝声,还有狗叫声。他从舱缝往外看,码头上一片繁忙,挑夫扛着货物上上下下,小贩在叫卖早点。几个穿军装的北洋兵在巡逻,挨个检查靠岸的船只。

“军爷,军爷,我这都是粮食,运到天津的。”是老刘的声音。

“粮食?打开看看。”

沈砚之的心提了起来。他摸向怀里的匕首,如果被发现,他只有两条路:跳河,或者拼命。跳河,伤口这么重,大概会死。拼命,一个人对一群兵,也是死。

死就死吧。他握紧了匕首。

但老刘的声音又响起来:“军爷,您看,这是天津粮行的单子,这是杨村保长的条子……哎,军爷辛苦,这点小意思,给兄弟们买酒喝。”

应该是塞了钱。沈砚之听见兵痞们的笑声:“老刘头,懂事啊。行了行了,快走吧,别挡着道。”

“多谢军爷,多谢军爷。”

船又动了。沈砚之松了口气,手心里的汗把匕首柄都浸湿了。

帘子掀开,老刘钻进来,手里拿着两个烧饼:“趁热吃。杨村的烧饼,有名的。”

沈砚之接过烧饼,还是热的,香。他咬了一口,问:“您常这么打点?”

“常事。”老刘自己也拿了一个啃,“这年头,当兵的比土匪还狠。土匪只要钱,当兵的既要钱又要命。不给钱?扣你的船,扣你的货,说你通匪,拉去枪毙都没处说理。”

沈砚之沉默地吃着烧饼。

“客官,我看你也是个有本事的。”老刘说,“这伤,是枪伤吧?在北边惹了事,跑南边去?”

沈砚之没承认,也没否认。

“我懂,我懂。”老刘摆摆手,“不多问。我就一句话:你这伤,真得养。前面到天津,我给你找个地方,养几天再走。不然,你撑不到南边。”

沈砚之想了想,摇头:“不行,得尽快。”

“命都不要了?”

“有比命重要的事。”

老刘看了他半天,叹了口气:“行吧。那我快点划,明天中午能到天津。天津码头有我的朋友,给你弄点药,再弄身干净衣服。你这身,太扎眼了。”

“多谢。”

“别谢我。”老刘起身,“我这是积德。我儿子要是还活着,也该你这么大了。”

沈砚之一愣:“您儿子……”

“死了。”老刘的声音很平静,“光绪三十一年,死在老毛子手里。那年老毛子打进东北,我儿子在盛京当兵,没回来。尸首都没找到。”

沈砚之不知道说什么。光绪三十一年,日俄战争,日本和俄国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死的却是中国人。他爹也是那年死的,但不是死在战场上,是死在牢里——因为说了句“这朝廷没救了”,被当成乱党抓进去,没等审就病死了。

“所以啊,”老刘掀开帘子,回头看了他一眼,“你们这些年轻人,想闹,想变,我懂。这世道,是该变变了。但变,得活着才能变。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帘子放下,老刘出去了。沈砚之坐在黑暗里,手里还捏着半个烧饼。

是啊,得活着。可有时候,活着比死还难。

船继续南下。白天,运河上船只往来,漕船、客船、渔船,挤挤挨挨。两岸的景色渐渐变了,北方的苍凉褪去,南方的水汽漫上来。稻田多了,水塘多了,芦苇在风中摇晃,白茫茫一片。

沈砚之大部分时间躺在船舱里。伤口在恶化,他感觉到了。发烧,忽冷忽热,有时清醒,有时迷糊。迷糊的时候,他会做梦,梦见很多人。梦见爹,梦见娘,梦见死去的兄弟,梦见山海关的雪,梦见北京陆军部那间小小的发报室。

有一次他梦见程振邦。程振邦满身是血,站在他面前,说:“砚之,我撑不住了。”他想去拉程振邦,但手穿过一片虚空。惊醒时,冷汗湿透了衣服。

老刘每天给他换药。药是从河里采的草药,捣碎了敷在伤口上,凉凉的,能镇痛。老刘还会熬鱼汤,运河里的鲫鱼,熬得奶白,撒点盐,逼着他喝下去。

“客官,你叫啥名字?”有一天换药时,老刘问。

沈砚之犹豫了一下:“姓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