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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245章 夜会百花楼,百花楼的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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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晚八点,吉田俱乐部,赵连长会‘有事’。”沈砚之说得很肯定,“到时候,仓库就是你说了算。四个小时,够不够提货?”

王连长咬着牙,脸上的肉一颤一颤。最后,他猛地一拍桌子:“干了!不过沈老板,咱们得立个规矩——我只管开门,不管装货。你的人自己搬,搬多少算多少。丑话说在前头,万一出了事,我可不认账。”

“一言为定。”沈砚之端起酒杯。

两只酒杯碰在一起。王连长一饮而尽,脸上泛起红光,不知道是酒劲,还是贪念。沈砚之只抿了一口,酒很辣,烧喉咙,可再辣,也辣不过心里的火。

从百花楼出来,已经快子时了。街上人少了,可灯还亮着。天津的夜,像个涂脂抹粉的半老徐娘,再怎么打扮,也掩不住底下的疲惫和沧桑。

“司令,姓王的靠谱吗?”程振邦从暗处走出来,低声问。

“不靠谱。”沈砚之说,“可我们现在没得选。三百条枪,二十挺机枪,没有这些,咱们就是三百多个赤手空拳的靶子。”

“赵连长那边怎么办?”

“你去准备。”沈砚之对林文渊说,“明天晚上,吉田俱乐部,我要赵连长‘出点事’,但不能要他的命。要让他进医院躺几天,但又查不出是谁干的。能做到吗?”

林文渊想了想:“可以用麻药。我在日本学医的同学给过我一种药,无色无味,掺在酒里,喝下去十分钟就倒,能睡十二个时辰,醒了之后什么都不记得。”

“就这个。”沈砚之说,“你亲自去办。记住,要做得像意外,像他喝多了,突发急病。”

“是。”

三人回到华茂贸易公司时,已经过了午夜。陈其美还没睡,在院子里等他们。听了沈砚之的汇报,他眉头紧锁。

“王麻子这个人,贪是贪,可胆子小。”陈其美说,“我担心他临阵变卦。三万大洋不是小数目,可跟命比起来,钱算什么?”

“所以得给他加把火。”沈砚之说,“陈先生,你在天津时间长,知不知道王麻子有什么把柄?”

陈其美想了想:“还真有。他去年在日租界赌钱,输急了,偷了同僚的饷银去翻本,被发现后,差点被军法处置。是上面有个长官保了他,条件是让他去守仓库——那是明升暗降,西沽仓库是个清水衙门,油水少,责任大。”

“那个长官是谁?”

“直系第三师的副师长,叫吴佩孚。”陈其美说,“这个人可不简单,是冯国璋的心腹,治军极严,最恨贪污。要是让他知道王麻子又赌钱,还偷饷银,非枪毙不可。”

沈砚之眼睛亮了。这就对了。王麻子不是不怕死,是没被逼到绝路。要是让他知道,不合作就是个死,合作还有条活路,他会知道怎么选的。

“陈先生,麻烦你安排一下,我要见吴佩孚。”

“什么?”陈其美吓了一跳,“沈司令,吴佩孚是直系大将,咱们的革命党身份,见他不是自投罗网吗?”

“不见他,怎么给王麻子加火?”沈砚之说,“你放心,我不以革命党的身份见。你就说,我是南洋华侨,想捐笔款子劳军,支持直系‘武力统一’。”

陈其美瞪大了眼睛,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沈司令,你这是要……借刀杀人?”

“是借力打力。”沈砚之纠正他,“直系和皖系迟早要打,咱们正好趁乱起事。吴佩孚要是收了捐款,就等于欠咱们个人情。到时候王麻子要是反水,咱们就把偷饷银的事捅给吴佩孚。王麻子不傻,他知道在吴佩孚手下,偷饷银是什么下场。”

这计策太大胆,也太险。可陈其美不得不承认,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乱世之中,想在夹缝里求生,就得比谁都敢赌。

“我去安排。”陈其美终于点头,“不过沈司令,吴佩孚这个人精明得很,你见他,可得小心。”

“知道。”

陈其美走了,院子里只剩下沈砚之和程振邦。夜很深,天津城睡了,可他们不能睡。明天晚上,要么一举成功,拿到枪拉起队伍;要么全军覆没,死在北洋军的枪口下。

“司令,”程振邦忽然说,“你还记得山海关吗?”

“记得。”沈砚之望着北方的夜空。那里是山海关的方向,离天津四百里,坐火车要一天一夜。可在他心里,那座关城从来就没远过。

“那天下着雪,你带着我们三千乡勇,从西门杀进去。”程振邦的声音有点飘,像在说梦话,“清军的炮打过来,炸死了老刘,炸断了小柱子的腿。可没人后退,因为你在前面,举着刀喊‘跟我冲’。”

沈砚之记得。他记得雪是红的,被血染红的。记得父亲冲在最前面,中弹倒下时,还喊着“杀敌”。记得他捡起父亲的刀,那一瞬间,他不是十七岁的沈砚之了,他是山海关义军的指挥官,是三千条命的担当。

“后来咱们守住了关,可死了八百多人。”程振邦说,“埋人的时候,你一个一个给他们擦脸,记名字,说等革命成功了,要给他们立碑。可革命成功了,碑呢?”

沈砚之说不出话。是啊,碑呢?那些死在武昌的,死在南京的,死在北京的,死在二次革命战场上的,他们的碑呢?民国成立了,可碑没立起来,因为民国很快就不民国了。袁世凯当了皇帝,段祺瑞当了总理,冯国璋当了总统,换来换去,都是那些面孔。老百姓该穷还是穷,该死还是死。

“老程,”沈砚之低声说,“你后悔吗?”

“后悔?”程振邦笑了,那笑容在夜色里很苍凉,“司令,我程振邦活了三十八年,前二十年给地主扛活,吃不饱穿不暖。后来跟你干革命,吃了上顿没下顿,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可我不后悔。为什么?因为我儿子,我孙子,他们不用再给地主扛活了。我死了,值了。”

沈砚之的眼眶发热。这就是他的兵,他的兄弟。他们不懂什么三民主义,不懂什么共和民主,他们只知道,这个世道不公,得改。怎么改?拼命改。

“司令,”程振邦看着沈砚之,“这次要是成了,咱们真能拉起队伍,你打算怎么办?”

沈砚之想了想:“先去直隶乡下,那里北洋军控制弱,老百姓苦,容易招兵。有了兵,就跟皖系打游击,他们打直系,咱们打他们。等队伍大了,再往南走,去跟孙中山先生会合。”

“要是败了呢?”

“败了?”沈砚之抬头看天,天上一颗星很亮,是北极星,“败了就败了。咱们这三百多人,就当是颗火种。火种灭了,还有别的火种。中国四万万人,总有不怕死的。一个沈砚之倒下去,千千万万个沈砚之站起来。革命,总要流血的。流够了,天就亮了。”

程振邦不再说话。两人在院子里站着,站了很久。夜风很凉,吹得人骨头发冷。可沈砚之心里有团火,那火烧了六年,从山海关烧到日本,又从日本烧回天津。现在,这团火要烧得更旺,旺到照亮这片沉沉的黑夜。

鸡叫了。

东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来了,决定命运的一天。

沈砚之深吸一口气,转身回屋。他还有很多事要准备——见吴佩孚的说辞,吉田俱乐部的布置,西沽码头的接应,三百兄弟的隐蔽。每一件都不能出错,出错就是死。

可他不怕。

从父亲把刀交给他的那天起,他就知道,这条路,要么走通,要么走死。没有第三条路。

而现在,他离那条路,只差三百条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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