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10章归途
东京湾的晨雾浓得像化不开的米汤。
沈砚之站在码头上，身后是那艘即将驶往上海的客货混装船“长崎丸”。程振邦正在船舷边和两个护卫清点行李，沈若薇抱着一个布包站在不远处，脸上是那种强压着兴奋却故作平静的表情。
他们在东京待了七天。
七天里，沈砚之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参加了两次中华革命党的筹备会议，还单独与李大钊在神田的一家中餐馆里吃了一顿饭。那顿饭吃了将近四个小时，两个人从中国的乡村问题聊到日本的明治维新，从土地制度聊到教育普及。李大钊比他大两岁，但思想比他走得远得多。他说的话，有些沈砚之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但每一个字都像种子一样埋在了他心里。
“沈将军。”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沈砚之转过身，看到黄兴快步走来。他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和服外套，脚下是木屐，走路的姿势有些不协调，像是穿不惯这身行头。
“黄先生，你怎么来了？”沈砚之有些意外。昨天黄兴已经跟他道过别，说今天有事不能来送。
黄兴走到他面前，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他。
“这是孙先生让我转交的。”黄兴说，“不多，但够你们回国后安顿下来。”
沈砚之没有接。他知道孙中山和黄兴现在也不宽裕，革命党在海外的经费全靠华侨募捐，每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
“拿着。”黄兴将布包塞进他手里，“孙先生说，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你那些弟兄的。他们在长崎吃了四个月的苦，不能让他们空着手回去。”
沈砚之握紧布包，点了点头。
“黄先生，孙先生那边——”他顿了顿，“你们在日本也要小心。袁世凯和日本方面已经达成了协议，他们不会让你们安生待着的。”
黄兴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
“你放心，我们这些人，早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他拍了拍沈砚之的肩膀，“倒是你，回国之后更要小心。你的通缉令还在，袁世凯的人到处在找你。”
“我知道。”
“还有一件事。”黄兴压低声音，“孙先生让我告诉你，他在国内已经布置了一条秘密联络线。你回去之后，会有人主动联系你。暗号是——”
他在沈砚之耳边低声说了几个字。
沈砚之记住后，后退一步，向黄兴深深鞠了一躬。
“黄先生，保重。”
“保重。”
长崎丸拉响了汽笛，白色的蒸汽从烟囱里喷涌而出，在海面上飘散。
沈砚之转身登船，程振邦和沈若薇已经上了甲板。他站在船舷边，朝码头的黄兴挥手。黄兴也挥了挥手，然后转身走进了晨雾里，木屐踩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很快就听不见了。
船缓缓驶离码头。
沈砚之靠在栏杆上，看着长崎的海岸线渐渐模糊。海风很大，吹得他的风衣猎猎作响。沈若薇走过来，将一条围巾递给他。
“哥，戴上，海上冷。”
沈砚之接过围巾，没有戴，而是拿在手里。围巾是深灰色的，羊毛的，摸起来很柔软。他记得这条围巾，是母亲生前织的。若薇一直带着，从山海关带到南京，从南京带到长崎。
“若薇。”他说。
“嗯？”
“后悔吗？”
沈若薇愣了一下：“后悔什么？”
“后悔跟着我东跑西跑。”沈砚之看着海面，“你今年二十三了，别人的姑娘这个年纪都嫁人了，在家相夫教子。你呢，跟着我吃了这么多苦，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
沈若薇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笑了。
那笑容很好看，像海面上刚刚穿透云层的第一缕阳光。
“哥，你还记得爹临死前说的话吗？”
沈砚之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
他当然记得。那是他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一天。清军的刀斧手将父亲押上刑场，父亲回头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句话：“砚之，照顾好你妹妹，让她读书。”
那一年，沈砚之十二岁，沈若薇只有四岁。
“爹让我读书。”沈若薇的声音很轻，“我读了。你送我去私塾，后来又把送到新式学堂，我都读了。读完之后我就在想，我读了这么多书，难道就是为了嫁个好人家，然后在家相夫教子吗？”
她转过头，看着沈砚之。
“我读的书告诉我，这个国家病了。女人裹小脚是病，男人留辫子是病，当官的贪赃枉法是病，老百姓饿肚子是病。哥，你在做的是给这个国家治病的事。我跟着你，就是在给这个国家治病。这比嫁人重要。”
沈砚之的眼眶有些发红，但他忍住了。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将围巾展开，轻轻地围在了沈若薇的脖子上。
“海上风大。”他说，“你戴着。”
长崎丸在海上航行了三天两夜。
第三天傍晚，船缓缓驶入黄浦江。沈砚之站在甲板上，看着两岸的景色。外滩的洋行大楼灯火通明，江面上穿梭着大大小小的船只，码头上工人扛着货包来来往往，一片繁忙景象。
但在这片繁华底下，他嗅到了一种说不出的腐朽气息。
江边停着几艘军舰，桅杆上挂着五色旗——袁世凯政府的旗帜。岸上有巡警在巡逻，腰间别着枪，眼神警惕地扫视着每一个下船的旅客。
“不要紧张。”沈砚之低声对程振邦说，“我们的证件是东京那边做的，应该没问题。”
程振邦点了点头，将手里的行李袋换了个姿势，挡住了腰间那把手枪的轮廓。
四人混在旅客中下了船，经过海关检查口时，一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巡警拦住了他们。
“证件。”
沈砚之将提前准备好的证件递过去。证件上写的名字是“王德明”，职业是“商人”，籍贯是“浙江宁波”。照片是他本人的，但经过特殊处理，眉眼之间做了细微的修改，不仔细看认不出来。
巡警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又抬头看了看沈砚之的脸。
“你是做哪行生意的？”
“丝绸。”沈砚之的回答简洁而自然，“杭州那边的货，运到上海来卖。”
巡警又看了他几秒钟，将证件还给了他。
“走吧。”
四人快步走出码头，在路边拦了一辆人力车。车夫问去哪里，沈砚之说了一个地址——法租界的一间小旅馆，是黄兴告诉他的，那里是革命党在上海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车子在法租界的街道上穿行。这里的氛围和公共租界完全不同，街道两旁种着法国梧桐，路上的行人穿着也更体面一些。巡捕房里走出来的是安南巡捕，戴着标志性的白色头盔。
到了旅馆，沈砚之开了两个房间。他和程振邦一间，沈若薇单独一间。
安顿下来之后，程振邦问他：“下一步怎么走？”
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街道。一个卖香烟的小贩在路灯下吆喝，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从一辆黑色轿车里下来，一个乞丐蜷缩在墙角，身上盖着一张破报纸。
“先找到联络人。”沈砚之说，“孙先生说国内已经布置好了，会有人来找我们。”
“什么时候？”
“不知道。可能在今天，可能在明天，可能在一个月后。”沈砚之转过身，“在这之前，我们哪儿也不去，谁也不见。”
他们在旅馆里等了三天。
三天里，沈砚之几乎没有出过房间。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看报纸。上海的报纸比长崎的丰富得多，有《申报》《新闻报》《时报》，还有几份英文报纸。他逐字逐句地读，从字里行间分析国内的局势。
袁世凯的势力如日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