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返乡备考
从府城回来的那天晚上，张不言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对着满桌子的书发了好半天的呆。
油灯的火苗跳动着，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桌上摊着从府城书铺买回来的四书五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一摞一摞的，码得整整齐齐。旁边还堆着几本注疏，是刘同知借给他的，纸张发黄，边角卷曲，散发着陈年的墨香和霉味。
张不言随手翻开一本《论语》，竖排，繁体，没有标点。“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串字连在一起，他看了三遍才断对句子。他又翻开一本《孟子》，更头疼，“梁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断句断得他想撞墙。他合上书，靠在椅背上，盯着屋顶的横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一个送快递的，要去考古代科举？这他妈不是开玩笑吗？
他在现代的最高学历是大专，学的还是物流管理。文言文？高考之后就没碰过。繁体字？认识几个常用的，但也就那样。八股文？他只在电视剧里见过，知道要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但具体怎么写，两眼一抹黑。他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在府台寿宴上剽窃的那首《将进酒》。但那首诗是李白的，不是他的。靠剽窃能考上科举？做梦。
但他不能不去考。府台大人亲笔题写了“文曲下凡”的匾，推荐他参加府试，消息已经传遍了青州府。如果他临阵退缩，或者在考场上交了白卷，那“文曲星”就成了笑话，他也成了笑话。丢脸事小，丢了赵正淳的信任事大。他在这个世界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不能因为一场考试就把一切都毁了。
张不言坐直了身子，把桌上的书摞到一边，从书箱最底层翻出了一样东西。一本厚厚的、封面磨损的、边角卷曲的书——《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这是他在穿越前随手塞进三轮车里的，当时是准备带回老家给侄子的，结果没来得及送就穿越了。没想到，这本在现代被无数高中生咒骂的教辅书，到了古代，居然成了他的救命稻草。
他翻开书，目录还在——语文、数学、英语、文综、理综。语文部分有文言文阅读、古诗词鉴赏、作文。文言文阅读里有《论语》《孟子》《庄子》《史记》的选段，有注释，有翻译，还有题目和答案。这不就是他需要的吗？四书五经他读不懂，但《五年高考三年模拟》帮他读懂了。那些注释和翻译，比刘同知讲的还详细。
他又从书箱底层翻出了几样东西——一本《高考必背古诗词》，一本《高中文言文全解》，还有一本《作文素材大全》。这些都是他以前在快递站值夜班的时候，闲着没事翻着玩的。当时觉得没用，现在觉得比什么都值钱。他把这些书在桌上一字排开，看着那些花花绿绿的封面，忽然觉得有些荒谬——现代的教辅书，用来备考古代的科举。这跨服跨得也太离谱了。
但他没有时间感慨了。府试还有一个月，他要在一个月里，从文言文白痴变成能写八股文的秀才。这不是学习，这是速成。速成需要方法，方法他想好了——不求甚解，先背再说。《论语》看不懂？先背。背熟了，意思自然就懂了。八股文不会写？先抄。抄多了，结构自然就记住了。这是他在快递站学到的经验——不会做的事，就一遍一遍地做，做到会为止。笨办法，但管用。
从那天晚上开始，张不言过上了比挖渠、剿匪时更苦的日子。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先背一个时辰的《论语》。他背书的方法很笨，不追求理解，先把句子读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遍不行就十遍，十遍不行就一百遍。背到后来，这些句子像刻进了脑子里，做梦都在念。
赵大虎每天早上起来，都看到书房的灯亮着。他端粥进去的时候，张不言不是在背书就是在抄书，眼睛熬得通红，人瘦了一圈，胡子也好几天没刮了。赵大虎心疼得不行，劝他歇一歇，他说“歇了就来不及了”，然后继续抄。
周氏每天给他炖汤，红枣枸杞鸡汤，一碗一碗地灌。张不言喝得想吐，但每次都喝得干干净净。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他不是一个人在活着。他身后有周明远，有赵大虎，有那些流民，有那些孩子在看着他。他不能倒下。
上午去县衙处理公务，下午去工地盯进度。这两件事他不能撒手，也不敢撒手。县衙的事有周明远盯着，但很多事需要他拍板；工地的事有赵大虎盯着，但他不亲自去看看，心里不踏实。渠快挖通了，荒地快开出来了，第一批流民的安置房也在盖了。这些都是他的心血，不能因为备考就荒废了。
晚上继续看书。刘同知每隔三天来一次，给他讲经义，改八股文。刘同知第一次看到他写的八股文时，表情很精彩。张不言还记得那个场景——刘同知拿着他写的文章，眉头皱成了川字，嘴巴抿成了一条线，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张县丞，你的诗写得那么好，文章怎么……这么……”
不言替他说了。
刘同知没接话，但那表情就是默认了。烂。不是一般的烂。立意浅，结构散，用典少，字迹还难看。刘同知教了二十年书，没见过谁的八股文写得这么烂。但他没说出来，因为他也教了二十年书，没见过谁进步得这么快。张不言学东西的方式很特别——不追求理解，先模仿。刘同知给他改了一篇文章，他拿回去抄了十遍，抄到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下次写的时候，他就照着那个结构套。套着套着，就套出了门道。
半个月后，刘同知再看他写的文章，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不是因为烂，是因为他看到了进步。那种进步不是一点一点的，是一截一截的。上一次还是“不堪入目”，这一次已经是“勉强能看”了。刘同知教书二十年，从没见过这种学法。他把这归结为“文曲星下凡”，张不言知道，这叫“临时抱佛脚”。
书房的墙上贴满了纸条，上面写着他记不住的文言文实词、虚词、通假字。桌子上堆满了八股文的范文，有从书铺买的，有刘同知带来的，有他自己写的。墨汁洒在桌面上，干了又洒，洒了又干，留下一块一块的黑渍。毛笔写秃了好几支，砚台磨出了一道深深的凹痕。
赵大虎有时候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就端一碗热茶进去。张不言接过茶，喝一口，继续写。赵大虎站在旁边，看着他写，虽然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但觉得先生写得很认真，很用力，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先生，”有一天晚上，赵大虎忍不住问，“您本来就是文曲星，还用得着学这些吗？”
张不言放下笔，揉了揉发酸的手腕，看着他：“文曲星是文曲星，我是我。文曲星会的东西，我不一定会。我要是因为自己是文曲星就不学了，那才是真傻。”
赵大虎没听懂，但他觉得先生说得有道理。
一个月的时间，在忙碌和焦虑中过得飞快。
张不言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底怎么样了。刘同知说他“勉强能考”，周明远说他“没问题”，赵大虎说他“肯定中”。他自己心里没底。他从来没考过古代的科举，不知道考什么，不知道怎么考，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水平。他能做的，就是把能背的都背了，能写的都写了，能练的都练了。剩下的，交给运气。
临行前一天晚上，他没有看书。他把书房收拾干净，把桌上的书摞好，把墙上的纸条撕下来，把写秃的毛笔洗干净。然后他在椅子上坐下来，从怀里掏出那颗绿色的玻璃珠，举到油灯下看了看。珠子还是那么绿，那么亮，里面的螺旋花纹在灯光下缓缓转动，像一个小小的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