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五经

　　谭弘毅笔走龙蛇，开始征引《左传》：

　　“僖公二十三年，秦伯纳币于晋，左氏曰：‘礼也。’注云：‘诸侯相聘，玉帛为礼，所以申固盟好。’此诸侯平等之纳币。”

　　这是一例。

　　再引《公羊传》：

　　“庄公二十二年，公如齐纳币。公羊曰：‘何以书？讥。何讥尔？亲纳币，非礼也。’何休注：‘婚礼不称主人，大夫奉命可也，君自往，贬之。’此尊卑有差之证。”

　　这又是一例，且《公羊》与《左传》见解不同。

　　他继续往下写，引《谷梁传》、引杜预注、引范宁集解……一个个典故信手拈来，如数家珍。写到关键处，他甚至引用了《周礼·秋官·大行人》中关于“九仪”的记载，将“纳币”纳入整个周代礼制体系来考量。

　　但这还不够。

　　展示博学只是基础，如何阐释才是关键。

　　谭弘毅笔锋一转：

　　“然则春秋之世，礼崩乐坏。诸侯纳币，或为结援，或为弭兵，或为求成。故同一‘纳币’，有合礼者，有非礼者，有变礼而权宜者。孔子修《春秋》，或书或不书，或详或略，或褒或贬，皆因事制宜，寓大道于微言。”

　　这一段，将单纯的考据提升到了义理层面。他指出了礼制的灵活性——在特定情境下，“变礼”可能是必要的权宜之计。这实际上是在为后面可能涉及的“对外交往需灵活务实”的观点埋下伏笔。

　　但他马上又收回来：

　　“然权变不可逾矩。昔齐桓公召陵之盟，以礼纳楚子之币，存中国之体统；而晋文公城濮战后，受楚赂而缓追，虽得实利，而君子讥之。何也？盖前者以礼制夷，后者见利忘义。故知‘纳币’之要，不在币之厚薄，而在礼之存废，义之张弛。”

　　他引用了春秋时期两个着名案例：齐桓公伐楚，迫使楚王纳贡，这是“以礼制夷”的典范；晋文公受楚贿赂而放虎归山，这是“见利忘义”的反例。

　　通过对比，他提出了核心观点：礼仪和义理，才是“纳币”背后真正要维护的东西。

　　写完这一段，谭弘毅额头已渗出细汗。

　　他停下笔，活动了一下发僵的手指。手腕的酸痛开始加剧，药油的效力正在消退。他咬咬牙，又蘸了些药油抹在太阳穴——冰凉的刺激让他精神一振。

　　不能停。五经文是主考张侍郎最看重的部分，此人以经学大家自居，若这一场不能出彩，前面所有的铺垫都可能功亏一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