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亡亦忽焉

北征西突厥的失利尚能被粉饰为一次“意外“，那么隋炀帝对高丽的三次亲征，则是对隋朝国力的彻底透支，是压垮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高丽地处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北部，自南北朝以来便与中原王朝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错综复杂的关系——时而称臣纳贡，时而拥兵自重，在各方势力间巧妙周旋，以蕞尔小国之力周旋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在隋炀帝眼中，高丽“不遵臣礼“，屡次拒绝入朝进贡，这不仅是对其个人威严的公然挑战，更是实现“平定辽东，一统天下“宏图霸业的最后障碍。他深信，唯有将高丽彻底纳入隋朝的朝贡体系，方能完成秦皇汉武未竟之业，成就千古一帝的不世威名。于是，一场场倾举国之力的征伐，在野心与偏执的交织驱动下，在群臣的噤若寒蝉中，缓缓拉开了帷幕。

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第一次亲征高丽，其规模之宏大，堪称前无古人，亦后无来者。他调动了全国的兵力，共募集士兵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对外号称二百万，分为二十四军，旌旗蔽日，金鼓震天，浩浩荡荡地从涿郡出发，向辽东进发。为了支撑这架庞大的战争机器，朝廷从全国征调了数百万民夫，负责运输粮草与军械，“馈运者倍之“，意味着每一名士兵背后，都有两名民夫在承担着沉重的后勤压力。运河上舟楫相连，陆路上车轮滚滚，沿途州县被搜刮一空，百姓哀鸿遍野。然而，这支看似不可战胜的大军，从出征伊始便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指挥系统混乱不堪，二十四军各设大将，却互不统属，各军之间缺乏有效协同；后勤补给线漫长而脆弱，从黄河流域到辽东前线，千里迢迢，粮草常常无法及时送达，堆积如山的物资在中途腐烂变质；士兵多为临时征召的农夫，未经严格训练，许多人连弓弩都未曾摸过，战斗力低下，军心涣散。

当隋军抵达辽东前线，迎接他们的是早已严阵以待的高丽军队。高丽人凭借坚固的城池与崎岖的地形，展开了顽强而巧妙的抵抗。隋军虽人数众多，却在攻城战中屡屡受挫，尤其是在攻打辽东城（今辽宁辽阳）时，昼夜猛攻，云梯如林，箭矢如雨，死伤枕籍，尸积如山，却始终无法撼动这座孤城。高丽守将乙支文德更是智勇双全，时而坚壁清野，时而主动出击，将隋军拖入持久战的泥潭。与此同时，后勤的噩梦也降临了。无数民夫在漫长的运输途中因劳累、疾病而倒毙，道路两旁白骨累累，粮草供应日益枯竭，前线士兵常常饥肠辘辘，甚至以草根树皮充饥。

然而，身处后方、远离战火的隋炀帝却固执己见，沉醉于自己精心设计的之中，甚至下达了“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得专擅“的荒谬命令——前线将领无论大小事宜，均需千里驰奏，待他批复后方可行动。这一纸诏令，使得前线将领束手束脚，无法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局调整战术，屡次错失战机。最终，在辽东城下僵持数月后，粮草耗尽的隋军不得不狼狈撤退。撤退途中，高丽军队趁机追击，如狼驱羊，隋军溃不成军，阵亡士兵达数十万之众，“资储器械，丧失殆尽“，第一次亲征以一场灾难性的惨败告终。

当败报传至洛阳，隋炀帝勃然大怒，却将责任归咎于将领不力，杀大将宇文述之子以泄愤，而未曾反省自身分毫。

第一次的惨败并未让隋炀帝从迷梦中清醒，反而激起了他更强烈的征服欲与偏执狂。

大业九年（613年），他不顾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在朝堂之上厉声呵斥谏臣，将反对者贬谪流放，再次亲征高丽。

这一次，他似乎吸取了些许教训，调整了战略部署，给予前线将领更多自主权，并加强了后勤保障，征调了更多的民夫与船只。

然而，就在隋军对辽东城发起猛烈进攻、破城在即、胜利曙光初现的关键时刻，后方传来了“杨玄感起兵反隋“的惊雷。

杨玄感，这位隋朝重臣杨素之子，世代簪缨，却因不满隋炀帝的暴政与穷兵黩武，目睹天下苍生涂炭，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军粮之际振臂一呼，起兵反叛。他开仓赈济饥民，兵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直扑帝国的东都洛阳，天下震动。隋炀帝闻讯大惊失色，如热锅上的蚂蚁，不得不忍痛下令撤军，回师平叛。高丽军队再次抓住战机，对撤退的隋军发起追击，隋军士气已泄，又一次遭受了重大损失，第二次亲征高丽，再次以失败告终。

杨玄感的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杨玄感本人兵败自杀，但它如同一道撕裂长空的惊雷，彻底撕开了隋朝统治的脆弱表象，揭开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天下百姓恍然大悟：原来这个看似不可一世的帝国，早已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此后，各地的反抗浪潮风起云涌，如决堤之洪水，一发不可收拾。

李密、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据守洛口仓，阻断运河粮道；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声势浩大，建号称王；杜伏威领导的江淮起义军纵横驰骋，严重动摇了隋朝的统治根基。中原大地，烽火连天，昔日繁华的州县化为焦土，曾经安居乐业的百姓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