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81章逆流，初秋的东京

初秋的东京，暑气未消，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闷热。

沈砚之站在牛込区神乐坂一栋木造公寓的窗前，望着街道上匆匆而过的行人。穿和服的女子踩着木屐哒哒走过，几个穿学生服的青年夹着书本谈笑风生，远处的电车在轨道上哐当作响——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平静，仿佛海峡对岸那个刚刚经历了剧变的国家，与这里毫无关系。

但他知道不是。

半个月前，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通电全国，宣布召开，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国会名存实亡，辛亥革命后建立起来的民主共和框架，正在被一寸一寸地拆解。

而他，曾经率部攻破山海关、为北方光复立下赫赫战功的沈砚之，此刻只能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在这座异国的城市里蛰伏。

“沈兄，早川先生到了。”

门外传来陈英的声音。沈砚之转过身，理了理身上的藏青色西装——这是流亡到日本后置办的，穿不惯，但不得不穿。在东京，穿中式长衫太过扎眼，而他们需要低调。

门被推开，进来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日本男子，中等身材，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面容清瘦，留着明治时期知识分子常见的八字胡。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和服外褂，手里拎着一个皮质的公文包。

“早川先生，请坐。”沈砚之伸手示意。

早川正己微微欠身，在榻榻米上盘腿坐下。沈砚之也坐了下来，陈英在一旁沏茶。

早川正己是《东京朝日新闻》的资深记者，也是日本中国问题研究会的成员。沈砚之通过黄兴的介绍认识了他，此人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曾多次在报刊上发文抨击袁世凯的独裁行径，在日本舆论界有一定影响力。

“沈先生，”早川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报纸，摊在矮桌上，“今天的《时事新报》你看过了吗？”

沈砚之看了一眼报头，是东京发行的中文报纸，上面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袁总统通电各省，严令解散乱党武装》。

“看过了。”沈砚之的声音很平静。

“袁世凯的动作比预想的要快，”早川推了推眼镜，“已经召开，国民党议员被驱逐出京，南方各省的国民党势力正在被逐一清算。按照这个速度，最迟到明年春天，袁世凯就能完成对国会的改造，届时他想要的一切——包括修改约法、扩大总统权力——都将畅通无阻。”

“他不会满足于修改约法。”沈砚之说。

早川看了他一眼，目光中带着探究：“你是说……”

“袁项城这个人，我了解。”沈砚之端起茶杯，却没有喝，只是看着茶汤上浮动的沫饽，“他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我就听说过他的行事风格。此人做事，从来不做半截。他要的不是扩大总统权力，他要的是那个位子。”

早川沉默了片刻，缓缓点头：“日本国内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持同样看法。袁世凯的种种举动，与当年德川幕府末期的那些大老们何其相似——以‘国体’为名，行独裁之实，最终目的，无非是效仿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天皇集权体制。只不过，他要集的是他自己的权。”

“中国不是日本。”陈英在一旁插话，语气有些冲，“中国没有天皇的传统，老百姓认的是天子，天子是真命天子，不是谁都能坐那把椅子的。袁世凯想当皇帝，他配吗？”

早川没有因为陈英的态度而不悦，反而笑了笑：“陈先生说得有道理。袁世凯想走日本的路，但中国的情况远比日本复杂。日本有万世一系的天皇作为精神核心，而中国的帝制被辛亥革命推翻后，已经没有合法的基础来重建。袁世凯如果强行称帝，必然引发全国性的反抗。”

“问题在于，”沈砚之放下茶杯，“什么时候反抗，谁来领导反抗，反抗的力量有多大。”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窗外远处的屋顶上。

“二次革命刚刚失败，革命党的力量被打散了，黄兴、李烈钧、陈其美他们都流亡到了日本，留在国内的同志有的被捕，有的逃亡，有的……已经牺牲了。孙中山先生虽然到了日本，但革命党内部意见不一，有人主张继续武力讨袁，有人主张暂时蛰伏、等待时机，还有人……灰心了。”

早川认真听着，不时在本子上记录几笔。他是记者，也是研究者，沈砚之这样的亲历者所说的话，对他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很有价值。

“沈先生，我冒昧地问一句，”早川合上本子，“你个人怎么看？武力讨袁，还有没有可能？”

沈砚之没有立刻回答。

他想起三个月前，在南京城头看到的景象。二次革命爆发之初，他率部响应，与讨袁军一起攻打北洋军驻守的雨花台。战斗异常惨烈，讨袁军弹药不足，火炮老旧，而北洋军的德制重炮从紫金山上居高临下轰击，把讨袁军的阵地炸成一片火海。

七天，仅仅七天，南京就丢了。

他带着残部突围，一路撤到上海，再从上海乘船流亡日本。跟着他出来的，只有不到两百人。那些曾经跟着他从山海关一路打到南京的老兄弟，有的战死了，有的受伤被俘，有的在混乱中走散，生死不明。

“武力讨袁，不是没有可能，”沈砚之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但不能再像二次革命那样打了。”

“什么意思？”早川追问。

“二次革命，名义上是革命党讨袁，实际上各省各自为战，缺乏统一指挥，仓促起兵，准备不足。江西、江苏、安徽、广东同时举事，但互相之间没有协同，北洋军可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而且，”沈砚之的语气变得沉重，“民心的支持并不充分。”

陈英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沈砚之知道陈英想说什么。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内部确实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刺杀宋教仁、违法大借款，做了这么多天怒人怨的事情，起兵讨袁却没有得到全国范围的响应？

答案很残酷：因为老百姓已经厌倦了打仗。

从武昌起义到现在，不过短短两年多时间，中国经历了改朝换代、政权更迭、南北对立，社会秩序被彻底打乱。普通百姓想要的是安定，是能过上太平日子，而不是没完没了的战争。袁世凯就是抓住了这一点，一方面用武力镇压革命党，另一方面用“统一全国、恢复秩序”的口号来争取民心。

“所以，”沈砚之接着说，“如果将来再次讨袁，必须有一个前提——让全国人民看清楚，袁世凯才是破坏和平、制造混乱的根源。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举国上下同仇敌忾，讨袁才能成功。”

早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这需要时间。”

“是的，需要时间。”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边，“而在这个时间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重建组织、积蓄力量、争取盟友、唤醒民众。哪一件都不容易。”

早川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沈先生，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些想法，和孙文的思路不太一样？”

沈砚之转过身，看着早川。

早川没有回避他的目光：“据我所知，孙文到了日本之后，正在重新组建新的党部，他主张的还是武装革命，以暴力推翻袁世凯的统治。而你刚才说的，似乎更倾向于一种……长期的政治斗争。”

“我和中山先生的根本目标是一致的，”沈砚之斟酌着用词，“在具体路径上，可能有一些不同的考虑。这很正常，革命从来不是一条直线，需要不同角度的思考，需要集思广益。”

他没有把话说透。事实上，他和孙中山在策略上的分歧，远比早川以为的要大。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革命党内部不统一，各地起义过于仓促，因此到了日本后，他立即着手重组国民党，准备发起第三次革命。而在沈砚之看来，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组织是否统一，而在于革命党脱离了群众，变成了单纯的军事冒险。

这些话他不好对早川说，也不好在公开场合说。日本现在是中国革命党人流亡的大本营，各方势力错综复杂，一言一行都可能被传到袁世凯的耳目那里。

“沈先生，”早川收拾好本子和报纸，站起身，“今天和你聊得很愉快。关于你提到的那些想法，我会继续关注。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随时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