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商（出书版） 第12节

位于宫殿区最南端的iv区也有很多座祭祀坑。这个区有冶铸青 铜器遗迹，人祭数量不多，主要是各种动物被混杂埋入同一坑内，发 掘报告称之为“综合祭祀坑”和“多牲坑”。

比如，h6有牛头骨、牛角、牛骨，还有猪、鹤、鸡等动物的骨头， 以及大量碎陶片、原始瓷片、绿松石嵌片、骨器、蚌器、石器、残铜 器和残玉器，坑中填土含有大量红烧土颗粒、黑色烧土块和炭黑，说 明献祭时一直在烧火烹饪食物。

h29有大量炼铜残渣、孔雀石（铜矿石）、各种小片残铜以及石 器和骨器，动物骨骼有大象、牛、猪、狗和鹿等，象骨主要是象牙和 头骨，有牛角40余只，经统计，至少来自30多头牛。此外，还有一 倒扣的泥制熔铜炉。

在iv区的祭祀坑中，埋葬牛角和牛头的数量最多。跟之前的偃 师与郑州商城相比，小双桥商邑用猪祭祀的现象急剧减少，用牛献祭 则显著增多，但祭祀坑中少有其他部位的牛骨，献祭者可能会分食牛 肉，只把牛头和牛角埋入祭祀坑。

从发掘迹象看，iv区有一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东西长50多米， 南北宽近10米，可能是小双桥城邑的青铜冶铸区。在夏朝一二里头古 城、早商的偃师和郑州商城以及晚商殷墟遗址中，青铜冶铸区和宫殿 区都相隔一定距离，而小双桥的青铜冶铸区却和宫殿区紧密相连，说 明冶铸铜从业者和王室宫廷关系更为密切。但奇怪的是，小双桥的冶 铸铜区少有人祭现象，这和之前、之后都不一样。

综上，小双桥聚落存在时间不长，规模也不太大，但已发现很多 人祭尸骨，说明中商王都的人祭数量空前增加。

目前小双桥的发掘还不太全面，已发现的平民聚落、作坊和正常 墓葬较少，完整的青铜礼器也很少。最典型的青铜器是在“周勃墓” 旁边发现的两件青铜方框形构件，有学者推测是安装在木梁柱头部的 装饰物。

除了正面的兽面纹饰，方形青铜构件开方孔的侧面还有复杂图 案，发掘报告称之为“龙虎搏象图”。龙形长而肥大，和二里头墓葬 中的绿松石龙造型接近；“象”是长鼻兽造型，体型较小，但和大象 有一定相似，结合iv区h29出土的象骨，小双桥人对大象应该比 较熟悉。

方形青铜构件的纹饰拓片

此外，小双桥遗址的有些陶器和石器，与同时代岳石文化的器物 比较相似，比如黑皮陶器（在iv区祭祀坑中还多次发现一种类似石 锄的长方形穿孔石器，但具体功能不详）o《竹书纪年》中有“仲丁即位, 征于蓝夷”的记载，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蓝夷属鲁中南地区的岳石文化， 所以，中商王朝可能发动过征讨山东地区的战争。26不过，早在商朝 开国时，岳石文化就是商文化的来源之一，到小双桥时期，很可能另 有一批东方人群加盟中商，从而带来了新的陶器和石器风格。总体上， 小双桥王室和东方族群的关系应当以和平合作为主。

和早商相比，小双桥时期的商朝比较衰弱，突出表现就是小双桥 聚落缺乏庞大的城墙、宫殿建筑和仓储体系，晋南和湖北的商城也被 放弃。但考虑到小双桥的商王朝能够建造所谓“周勃墓”这种巨大的 夯土台基，举行人祭的规模也更大，说明商朝的人祭文化此时已基本 定型。

考古工作者在小双桥也采取了粮食浮选法：颗粒数量仍是粟米占 绝大多数，27折算成重量，粟米居首位，接下来的排名依次是小麦、 水稻和黍米。这说明夏朝一二里头时期水稻独大的格局已渐行渐远， 湿热气候的顶峰正在过去，黄河南岸逐渐回归旱作农业。 表六：小双桥遗址出土粮食颗粒及折合重量

粟

水稻

小麦

黍

合计

粒数

1409

94

127

51

1681

千粒重（克）

2

16

16

7

粒数占比

83.8%

5.6%

7.6%

3.0%

折合克数

2.8

1.5

重量占比

41.9% 22.4%

30.3%

5.4%

比起殷墟，早商和中商的考古起步晚，成果也很有限，比如，一 直没在郑州和偃师商城发现王室和贵族墓葬区。从殷墟考古看，晚商 最盛大的人祭场在王陵区内，所以我们目前见到的早商和中商的人祭 场可能还不是当年的主体。

早商和中商共约三百年，在这期间，商人的人祭行为迅速增加， 屠杀方式也越来越残忍,虽然可能有过用铜器代替人献祭的改革尝试， 但也只是昙花一现。商文明的基本特征已经定型：文字、青铜技术、 巨大城池，以及崇尚暴力、热衷人祭的文化。此外，早商的神奇扩张 和庞大的仓储设施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那个时代的辉煌和野蛮已经 无法完整复原。

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o谢拉赫认为，在“早期国家”或“复杂酋 邦”阶段，社会开始变得更复杂，王权刚刚出现，统治者发现自己的 统治体系还不够发达，急需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护权力，从而导 致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的产生。28不过，为何战争与人祭可以铸 牢新兴王权，吉迪却没有多谈。结合前文对新石器末期到中商这上千 年人祭历程的梳理，本书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理论层面，王的 大量献祭（意味着他获得神的福佑）是王权融合神权的标志;现实层面， 战争让本国族的民众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从而更巩固了王的权力。

对于吉迪的论述，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个背景：“早期国家”之前 的部落甚至村落阶段，人祭行为已经广泛存在，原始时代的宗教（或 者称之为“巫术”）并不缺乏人祭理念。比如，在龙山文化时期的华 北地区，部落间的战争冲突颇为剧烈，多地孕育出“早期国家”的雏 形，而且伴随着较多人祭现象。这有吉迪总结的“统治者希望获得牢 固统治基础”的因素，但似乎战争本身是形成“早期国家”的主要原因， 人祭则更像是战争的副产品。

吉迪的“早期王权倾向乞灵于人祭”的结论，虽符合大多数“早 期国家”的特征，但也难免有例外。比如一度非常辉煌的“良渚古国” 就并未发现人祭遗存，反倒是解体之后，人祭才在良渚文化的局部地 区多了起来。29龙山时代，陶寺和石郎这两个古国几乎同时并存，石 期的人祭很密集,陶寺则比较稀少，但后来却还是同步解体，也就是说, 人祭宗教并没有能够保障石崩的持续繁荣。在当时的华北，像石郎这 种热衷人祭的早期古国要占多数，但都没有逃脱衰亡的命运。

夏朝-二里头古国的人祭遗存也不太多，而且王室的人祭行为还 要比民间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商朝初期，直到又过了近一百年， 人祭行为才出现爆发式增长。